竺家荣：读书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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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有如白驹过隙，眨眼之间，2010年又过去了，回顾一年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感觉收获颇多。

由于繁忙的工作和翻译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但是无论多忙，长期养成的读书习惯，还是无法放弃。由于可用于看书的时间非常有限，必须有所取舍。所以，一般来说，我是从翻译的需要出发来读书的。

总结起来，今年主要看了下面几方面的书。

第一类是优秀翻译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的是取别人所长，丰富语汇表现，翻译技巧，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如《源氏物语》，《红楼梦》等。

第二类是名人名作，特别是翻译家传记。目的是了解作为译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应该达到的境界，丰富自己的学养。如《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翻译家周作人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等。

第三类是与翻译相关的理论书籍，目的是补充自己这方面的不足。如《高级文学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等。

第四类是杂书。目的是跟上时代，了解时尚，拓展知识面，间接也是为了翻译之需。如《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著，译林出版社，2009），《陷落的电影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等。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翻译与读书，看似相互矛盾，实则相辅相成。上面几类书都是围绕着我所从事的日本文学以及翻译，从前人的智慧里寻求宝藏的。

像《源氏物语》《枕草子》这样的日本文学经典，总是放在我的枕边，每次阅读，都是美的享受。我主要侧重从翻译的角度阅读，因此选择的是名家译的，具有美文特点的译本。这样的译本，读来赏心悦目，一方面可以充实自己的语汇库，学习如何选词营造氛围，以及日本文化词语的翻译法，一方面也可以感受日本文化，一举两得。

除了阅读翻译文学外，要想从根源上提高语文水准，还是要经常捧读《红楼梦》《庄子》这样的经典，从中汲取营养。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新造语出现，但中国语汇的根基还是在古典之中，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如何做到在新旧词汇中找到平衡，既不赶时髦，也不过于迂腐，是十分重要的。

文学翻译，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极为复杂的艺术形式，对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我通过阅读像傅雷、周作人、丰子恺、叶渭渠等翻译大家的传记、译作，来鞭策自己，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造诣。

文学素养的培养，是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必须持之以恒的。《丰子恺品佛》 (作家出版社，2009)也介绍了集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丰子恺先生的多彩人生。而《翻译家周作人论》更是将一位通古博今，无所不知的杂学大家（他一生治杂学二十余种），卓越的多语种翻译家周作人的形象展示给世人，令人仰视。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论文学翻译》中说：“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这段话告诉我们，文学感悟力等书本知识以外的东西也是译者应该具备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当是译者的楷模。

当代的著名学者、翻译家叶渭渠先生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家（包括著作、译作、编著、编译、散文随笔等等多达200余卷）。叶先生的书我今年主要看了他散文集《周游织梦》，领略了先生优美的文笔，对欧洲风景美的独到慧眼，以及由景生情的人生感悟，终于了解了为什么叶先生的译文会如此动人，对日本文学的博大精深的研究，以及对美的感悟力，正是来自于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

可见除了文学素养，感悟力外，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对于翻译也不可缺少。除了读无字书（如旅游等）以外，只要会读书，随便一本小书，都可能带给我们新知。最近翻看了一本港人汤祯兆写的《日本中毒》，觉得汤先生的东西风趣幽默，眼光独到，涉及了现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算是窥视日本这个万花筒的一个窗口，其对青山七惠笔下的飞特族的解读以及村上春树在华语圈的接受评论也很有特色。我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信息量和许多时髦的新词，开拓了视野，对于了解邻国日本，很有参考价值。

我的经验是，看书最好围绕着自己的所学和兴趣点，有选择的看，同时又不要过于拘泥于专业。触类旁通，什么都接触一下，会感受到读书的乐趣，使自己的思维多元化。比如《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一本科普类读物，深入浅出，外行也能看得懂，许多理科的词汇，就是在这样的读书中获取的。广博的知识面对于翻译时的选词准确性很有帮助。

翻译理论书虽然有些枯燥，但对于自己来说，是必须硬着头皮去啃的。一直以来，在翻译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让人迷茫的问题，比如直译（归化译）好还是意译（本土译）好，可以说是翻译界永恒的难解之题。通过读一些翻译方面的理论书，对于自己这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译者来说，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许多难题不是看一本书就能够解决的，但如果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就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

书籍可以给我们许多，但也有些东西要靠自己从生活中学习。知识来源于生活，既要读有字书，也要读无字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纪念遇罗克

这是《大喊大叫》第二期刊登的《血泪控诉》，主要是“控诉”郑兆南烈士被红卫兵迫害致死的事情。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中也写了《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来控诉血统论及“联动”的血腥罪恶。

这份报纸是轻工业学院主办，再版两次，内容一样。

这是遇罗克在1966年2月13日刊于《文汇报》上的文章，当时就指出姚文元人的“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倾向。

《旭日战报》用了三期来批判出身论。也是轻工业学院主办的。

《教工战报》第二期，批判“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中，遇罗克专门反驳了该期报纸的种种论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报只出过两期。

《东风报》刊登的论辩“出身论”的参考线索。该报还刊有征文启示

《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的《出身论》。这篇文章是黑暗时代的人权宣言!据说在法国的“人权纪念馆”中就陈列有该期报纸。

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作者: 易中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6154

周天子确实跟各路诸侯订了盟约。这决非自由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
孔子也只能提出，君臣虽不平等，却必须对等。

君臣，是“契约关系”吗

最近，读了秋风先生的一些文章，比如《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2011年1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总的感觉，是秋风先生对先秦政治史和思想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很睿智，也很深刻，确实振聋发聩，引人深思。遗憾的是，有些话说过头了，有些话说太满了，还有一些则纯属想象，近乎神话。结果，在秋风先生那里，便高论迭出，也怪论迭出；妙论迭出，也谬论迭出。

比如秋风先生将教科书上的“封建社会”，称为“人类学术史上最离奇的一个概念”，我就完全赞成。什么叫“封建”？简单地说，就是天子分天下为若干“国”，指定国君（诸侯），世袭；诸侯再分“国”为“家”，指定家君（大夫），也世袭。前者叫“封土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合起来简称“封建”。这样的制度，就叫“封建制”，也叫“邦国制”。西周、东周、春秋，都是邦国时代。战国，是“半邦国时代”，即“帝国的前夜”。秦汉以后，进入帝国时代，不再“封土建国”（个案例外），怎么还会是“封建社会”？笑话！

不过，秋风先生说，封建时代（即邦国时代）的君臣，是自由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恐怕就更离奇了。众所周知，契约，是立约双方根据自己的真实愿望和自由意志，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这里说的“自由”，包括以下内容：一、他可以选择与张三订约，也可以选择与李四；二、他可以选择订约，也可以选择不订；三、订约以后，如果双方同意，还可以解约。那么请问，比如孔夫子，能够做这样的选择吗？
秋风先生认为可以。因为孔子可以选择鲁公为君，也可以选择其他诸侯，比如齐公或卫公。这种选择是双向的、自由的。选择以后的君臣关系，也是可以解除的。比如孔子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原本打算聘用他，后来又反悔，孔子也就回国，谁也不欠谁的。又比如阳虎要孔子出来做官，孔子不肯，阳虎也没办法。再比如，孔子受聘于卫出公，但一言不合，就离开卫国，同样谁都不欠谁的。这样看，秋风先生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他说孔子那会儿，没什么“爱国主义”。孔子愿意定居鲁国，多半因为“周礼尽在鲁”，也对。

但我们不要忘记，孔子不讲“爱国主义”，是因为他讲“天下主义”。天下，才是他心之所系。实际上，当时在“家”（大夫领地）、“国”（诸侯领地）之上，还有“天下”；在家君（大夫）和国君（诸侯）之上，还有“天子”。天下才是最大的“国”，天子才是最高的“君”。你可以不爱鲁国，却不能不爱天下；你可以不臣于鲁君，却不能不臣于周王。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夫子，他能够选择不做“王臣”吗？伯夷和叔齐，不就因此才饿死在首阳山吗？那可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死路一条”。

由此可见，封建时代（即邦国时代）的君臣，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选择的。不但周天子与周臣民，就连许多次一级、次两级、次多级的君臣关系，也都不可选择。我们要问，君臣关系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心理基础是什么？父子。君如父，所以叫“君父”；臣如子，所以叫“臣子”。没有“父父子子”，就没有“君君臣臣”。请问，父子是契约关系吗？当然不是！父子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吗？当然不能！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君臣关系，难道就可选择？当然也不能。别忘了，封建制，是由宗法制来维系的；而宗法制的核心，则是“嫡长子继承制”。有继承权的，就是君；没有的，就是臣。家、国、天下，都如此。君臣关系，几乎刚一生下来就规定好了，根本就没得选。

更何况，周天子也并非天下人之所选举。他的王位，他的天下，都是他按照“丛林原则”，用拳头硬打出来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伐纣战争”，秋风先生莫非也要否认？当然，战争结束以后，周天子确实跟各路诸侯订了盟约。诸侯们奉他为“天下共主”，他则为诸侯们“封土建国”。但这决非自由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因为参加“伐纣战争”的，不但有周武王的兄弟子侄，还有非姬姓的其他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都要分享胜利成果。就连战败国（殷商），也要安置。周武王自己，又没秦始皇那么牛，可以一口吃了那胖子。这就只能“排排坐，吃果果”，只能“以土地，换和平”。说得难听一点，这跟黑社会的坐地分赃，其实没什么两样。与法治社会之契约，其差别更不能以道里计。秋风先生以契约精神说君臣关系，岂非“猴吃麻花——满拧”？

礼治，是“自由的保障”吗
由于把封建（邦国）时代的君臣，看作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秋风先生进而宣称“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理由，是认为“礼为君对臣可以行使的权力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

这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大可商量。没错，西周、东周、春秋，臣与臣民，确实有较大的自由度。比如诸侯如何治国，天子是不管的。大夫怎样齐家，诸侯也不管。但这固然是盟约所定，更是情势使然。那么大一片土地，以当时的条件，周天子就算想管，恐怕也鞭长莫及。何况某些诸侯，比如楚人，原本就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国家，其实是自己建立的。周王的“封建”，实在是“顺水人情”。那好，既然管不了，不如“抓大放小”。只要诸侯们承认他的“共主名分”和“至尊地位”，也就拉倒。剩下的事情，不妨让各人自己打理。至于各国诸侯与大夫，原本就是一家子，自然也不难做到“君臣共治”和“家国自治”。

显然，封建也好，礼治也好，“划出自由空间”也好，都是妥协的结果，而妥协的前提是实力。周天子实力最强，却又没有强到可以独吞天下的程度。这才制定出一个既“利益均沾”，又“尊卑有序”的方案。这就是“封建制度”。要维护这个制度，并保证大家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地和平共处，就必须有游戏规则，也必须有贵族精神。这又有了“礼乐制度”。至于领地、爵位、血统、财产的继承，则依照“宗法制度”。这就是西周三大制度（宗法、封建、礼乐）的秘密，也是周王朝延续八百年之久的秘密。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等到周王室衰败，维持秩序的，就只能是诸侯中的“超级大国”。这就是“春秋五霸”。再等到周王室威权尽失，“超级大国”就纷纷变成“独立王国”。这就是“战国七雄”。这个时候，礼也坏，乐也崩，天下大乱，诸子蜂起。最后，孔夫子“批判的武器”，还是挡不住秦始皇“武器的批判”，封建制也就让位于郡县制，邦国制也就让位于帝国制。奇怪吗？不奇怪。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周人的三大制度，很高明，很智慧。而且，正是因为有制度的保证，这八百年才成为后世几乎无法企及的黄金时代，留下了许多让后人津津乐道、羡慕不已的东西。其中，就包括秋风先生激赏的“自由空间”。

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享有这“自由空间”的，难道只有实行礼治的西周、东周和春秋？未必。事实上，即便在汉代以后的帝国时代，民间仍有相当的自由。老百姓们只要交税完粮不造反，统治者并不会去干预他们的生活。政令行使，止于县级。县级以下，乡民自治。农林牧副、婚丧嫁娶，甚至简单的民事纠纷，都由他们自己打理，岂能没有“自由空间”？完全没有的，也许只有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公国、秦王国和秦帝国。

或许秋风先生会说，这正是拜礼治传统所赐呀！就算是吧，那也有限。比方说，婚恋的自由，礼治就不会给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不可逾越的雷池。但在法治社会，自由恋爱，简直就天经地义。法治给予我们的空间，岂非更大？

原因也很简单。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因此，法治不会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也因此，法治有两条原则，一条叫作“凡是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另一条叫“凡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做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显然，依照法治精神，公民的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那么请问，礼治会有这样的精神吗？周公也好，孔子也好，会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吗？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说，周代的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吗？真正能够给予自由以保障的，只能是法治啊！

当然，我说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是法家主张的那个。

孔子，开启了“平等之门”吗？

事实上，礼治有一个先天的致命伤，那就是它必须维护等级制度。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礼乐制与封建制、宗法制，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它的功能，就是维护封建制和宗法制。而我们知道，封建制也好，宗法制也好，都是等级制。依照封建制，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又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诸侯也分五等：公、侯、伯、子、男。依照宗法制，贵族的配偶分两等：妻和妾；儿子也分两等：嫡子和庶子；嫡子又分两等：嫡长子和次子。所有这些，都得靠“礼”来规范和维护。比方说，平民男子成年以后，只能戴头巾，叫“帻”。贵族才能戴帽子，叫“冠”。贵族当中，士的规格又最低，只能加冠，不能加冕。天子、诸侯、大夫，才有资格“冠冕堂皇”。这就是礼。又比方说，天子的乐舞，八佾（八人一行，站成八行；或二人一行，站成八行）；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这也是礼。所以，季孙氏大夫家使用了天子规格的“八佾”，孔子就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子路要用诸侯的规格给孔子治丧，也遭到孔子的痛骂（《论语·子罕》）。这并不奇怪。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维护和复兴周礼，他怎么能容忍“僭越”？

那么请问，这样的孔子，会主张平等吗？

没错，孔子确实是用“仁”这个概念，重新对“礼”进行了阐释，甚至改革。孔子的仁，也确实有“把人当人”，即“人其人”的意思。但，所谓“把人当人”，只不过是“不能当牲口”。比方说，反对“人殉”（用活人殉葬）和“人牲”（杀人做牺牲）。甚至就连用人形俑殉葬，孔子也反对，谓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这无疑体现了一种素朴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丝毫不意味着他反对等级制度，因为“人分九等”和“把人当人”并不矛盾。比方说，君子和小人，都是人。你不能把小人看作“非人”，却也不能看作“大人”。这就正如嫡子和庶子都是儿子，嫡庶之别又不能不讲。既承认大家都是人，又区分亲疏、贵贱、长幼、尊卑，才是儒家之“仁”。既主张人道主义，又维护等级制度，也才是儒家的理念。儒家，怎么可能开启“平等之门”？

实际上，儒家的“仁爱”之所以遭人诟病，就因为这种爱，是有差别、有等级、不平等的。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平等相爱的，是墨家。那种无差别、无等级、都平等的爱，则叫“兼爱”。如果兼爱和仁爱都是平等的爱，如果“仁的根本含义”真像秋风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人人平等相待”，墨家何苦要反儒？

很清楚，开启“平等之门”的，只可能是“非儒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孔子则只能在这扇大门前徘徊、犹豫、纠结。是的，作为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一点都意识不到平等的重要性。要知道，那可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作为封建礼治最坚定的捍卫者，他又不能不维护等级制度。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何况孔子还有一道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坎儿，这就是“君臣父子”。君臣父子，尤其是君臣，怎么会是平等关系，又怎么可能平等呢？变成“哥们”么？秋风先生说，是平等签约的双方。哈，那又何必叫“君臣”，叫“甲方乙方”得了！

其实就连秋风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称臣必须俯首”。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一个人俯下身来对另一个人说，我把我的人身交给你，全心服侍你”。这，难道还是平等？所以，孔子也只能提出，君臣虽不平等，却必须对等。君不能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臣也不能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至少，你得客客气气，我才兢兢业业，也就如此而已。这离“平等之门”，只怕还远着呢（孟子离此门比孔子更近，暂不讨论）！

更何况，我实在无法想象，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有哪个真正自由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向另一个人叩首称臣。反正我是不会的。我宁肯没有那赐予的土地，宁肯一无所有地四处流浪，哪怕“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

吴邦国：从国情出发不搞三权鼎立和私有化

转自：新浪网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吴邦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科学的朴实与性感

长久以来，那些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继而不断书写新历史的科学家们都无疑贴着男性的标签。它传达给了沉浸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我们一个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语境内之事实：科学研究很Man，很粗犷。

然而诺贝尔奖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奖的科学家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波兰语Maria Skłodowska-Curie，1867-1934）向世人宣告女人同样能够开辟科学的新大陆；同样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之影响；并且告之先前鄙夷女性研究学者的人们科学也能很美很性感。居里夫人不仅是两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在不同的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之一，她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以及发现两种新元素釙（Po）和镭（Ra）。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推动了放射学在医学领域里的运用。

今年恰逢居里夫人获得化学奖（1911年）一百周年纪念。不过，在那段岁月里的男人们“位高权重”，依然对女科学家有着骨子里的偏见与歧视。

这幅漫画来自百年前当居里夫人获奖之后欧洲媒体的反应。漫画中，皮埃尔·居里在前，手举放射性物质镭；居里夫人则躲在丈夫身后，一副贤妻良母的形象。显然，皮埃尔是这幅画的核心所在，居里夫人却只能甘当绿叶，成就丈夫的一番伟业。这是男权社会保守派的低语嘲讽，折射出曾经是爷们主导的科学壁垒在女性执着精神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嘲讽只是一种懦弱的微弱抗争。

与居里夫人同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可称之为第一波女性主义（the first-wave）。从以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为起源的女性主义萌芽到19世纪渐渐形成规模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尽管历经数十载，可是并没有隔绝掉女性对冲破男性荷尔蒙充溢的囹圄之诉求。当19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犹如海浪般一波接着一波不间断地袭来，社会的既定结构产生了动摇，而且使得当时的美国女性主义倡导者之一贝拉·阿布扎戈（Bella Abzug）一代的知识分子坚信：欧洲对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观念是非常文化取向的，并非不可磨灭的天性。

尽管女性在从女权思想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尽管曾经不可一世自我膨胀的男性沙文主义遭到女权社会运动者的激烈抨击，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们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中，话语权依然被男性把持，女性依然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仍旧存在女性惨遭欺辱和偏见的现象。女科学家也在此语境下也无以避免。这类被“正常人”看来“不走寻常路”的人群没有因为她们先辈获得诺贝尔奖，从而上演“灰姑娘变成了美丽公主”的现代版童话，反而无论在数量还是待遇上皆在走下坡路。即便是哈佛大学校长都曾公开表示过女科学家所处的位置本应由男性占据。实际上，当代女性受歧视偏见的方式虽然与18、19世纪的状况有所不同，可校长这段露骨的表达也彰显这一方式只是被重新语境化了而已。

下面这张照片摄自3月3日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当晚即将举行2010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颁奖仪式。仪式正式开始前，记者们到处追逐着名人拍照，而照片前方这位红衣女士却始终无人问津。

事实上，这位身着红衣的女士才是这场颁奖仪式的主角之一。她叫玛西亚·罗耶（Marcia Roye），今年特别奖的牙买加女科学家。在她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笑言自己的儿子向她发起了挑战：一定要成为一个比妈妈更好的科学家！这是一位多么伟大杰出的科学家，然而众人忽视了她的存在。当时记者们正在将镁光灯聚焦在欧莱雅的总裁夫妇身上。这是大众媒体对科学；女科学家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谁又会在意科学的力量和影响到底有多大，谁又跟踪报道某一女科学家的实验进展与成果，明星、商业、金融等建构的庞大娱乐产业链使得记者们深谙更有效更快捷地吸引民众眼球之道。此刻，对于那些常年奋斗在严肃科学领域内的女科学家们却沦落为娱乐界的附庸。

也许你以为女科学家都是那副苦大仇深的面容与朴实简朴的着装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三月一日的《纽约时报》科学版破天荒地刊载了关于近期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娜塔莉·波特曼鲜艳舞台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即她是为曾获得全美公认要求最高、最精英的高中科学研究竞赛”英特尔科学奖“（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而且在她成功饰演《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中的阿米达拉女王之后，却选择了走入哈佛大学的学堂，从事神经科学和思维演化专业的研究。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看似作者告诉我们女科学家不止有聪明的大脑和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且还有一副俏媚、宛若天仙的娇容以及天赋超群的演技。可文章结尾给出了答案：“你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如果你希望你的名字为世人所关注，那你最好在电视上露露面。”

然而所有的女科学家并非波特曼那般幸运拥有这幅美貌，残酷的现实是她们不得不在受到旁人冷落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把自己关进实验室整日从事枯燥乏味的研究工作。别说像波特曼一样在电视上露面了，哪怕为周围人所熟知都难以做到。如果女科学家能够拥有优质的待遇，也不枉她们辛勤的劳作，可普遍的公开歧视其实依然存在。但是，有意思的是，今年2月份的《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社论，否认了我上述的观点，连美国大学妇女协会高级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科贝特都承认：”他们可能是对的。公开的歧视有所下降。”女科学家面临着新的问题，比如社会偏见对女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的误导，以及“终生教授”制度和女性生育期的冲突，等等。

个人以为，不管女性是否适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女科学家所要面临的问题仍然要比男科学家多得多；复杂得多。倘若因为社会偏见和既有的成规让一些怀揣着科学梦的女学生们就此放弃理想；亦或辞去职务离开岗位是源自女性特有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期与科学工作相冲突，毋庸置疑，这都是科学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成就奖给女科学家群体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机会。对改善女科学家的生存生活环境或许有所帮助。

（谨以此文庆祝三八妇女节）

懂科学的影后

转自：果壳网

原文：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3月1日：29岁的娜塔莉·波特曼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她曾在高中时闯入全美最精英的“英特尔科学奖”半决赛，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波特曼并不是唯一有科学背景的女演员，让我们看看这些科学家女演员的故事吧。

娜塔莉·波特曼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英特尔科学奖”（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是全美公认要求最高、最精英的高中科学研究竞赛，它吸引了那些出类拔萃的，拥有远大理想的年轻科学家们。在这项有着69年历史的比赛中取得过冠军或优秀成绩的选手们，后来获得了7次诺贝尔化学或物理学奖，2次菲尔兹奖，以及6个国家科学奖和技术奖，还有一长串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基金，而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上周日晚上，有孕在身的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因其在《黑天鹅》中成功饰演了精神不安定的芭蕾舞演员妮娜（Nina）而获得奥斯卡奖。在少年成名的波特曼的传奇生涯中，有个鲜为人知但却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即当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读于长岛的塞奥西特（Syosset ）高中时，曾一路闯入了英特尔科学奖的半决赛。

了解这项竞赛有多么激烈的人应该知道，这意味着要做一个有获奖价值的科研项目，当其他朋友们尽情享受青春时，要把每天晚上、周末以及寒假和暑假等所有的“自由”时间都用来进行真正的原创性科学研究。这个成就足可以说明波特曼有多么的自律和努力。

然而还不止这些，在她研究对环境无害的转化废料为可用能量的新方法，并保持了自小学以来全A成绩的同时，波特曼已经是一个冉冉升起的电影明星了。她出演过伍迪·艾伦、蒂姆·伯顿和吕克·贝松执导的电影，和朱莉娅·罗伯茨、杰克·尼科尔森、马特·狄龙、乌玛·瑟曼、德鲁·巴里摩尔等众多艺人演过对手戏。她在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中饰演了阿米达拉女王，这使得她迅速获得了国际声誉。然后波特曼进入了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神经科学和思维演化（关于波特曼的专业，《纽约时报》原文为神经科学，wiki百科写的是心理学）。

波特曼在哈佛的导师，阿比盖尔·A·贝尔德（Abigail A. Baird）说：“我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瓦瑟学院，有幸教过许多非常聪明的孩子。但很少有人像娜塔莉·波特曼一样拥有这么高的天赋，这么强的思维能力，而且这么努力，她从不把任何一件事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波特曼是少数几个恰好也跨入了严肃科学领域的著名女演员之一，她们有奖项、学位、专利或以其名字命名的定理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海蒂·拉玛发明的“跳频”技术为3G通讯奠定了基础。

常被称为“好莱坞最美的女人”的演员海蒂·拉玛（Hedy Lamarr），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发明了她称之为“跳频”的鱼雷导航技术，并获得了专利，这种技术可以防止信号干扰，确保鱼雷不偏离目标。（“跳频”技术为3G移动通信技术奠定了基础。）

一个数学定理以丹妮卡•麦凯拉和合作者的名字命名，麦凯拉也参演过《生活大爆炸》。

出演过《纯真年代》、《白宫风云》、《纽约重案组》和《少年正义联盟》的丹妮卡•麦凯拉（Danica McKellar），曾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专业。在学校里她帮助证明了一个关于磁场特定性质的数学定理，这个定理后来以她和合作者的名字命名。她还写了多部有关数学的畅销书，巧妙的起了一些稍有些儿童不宜的名字，例如“数学不烂（Math Doesn’t Suck）”和“亲吻我的数学（Kiss My Math）”。

《生活大爆炸》中与谢耳朵擦出火花的马伊姆·拜力克，在生活中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生物学博士。

上世纪九十年代，马伊姆·拜力克（Mayim Bialik）在她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主演了少儿剧《花开》（Blossom）。现在她在另一部热门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中出演一个可爱的土气书呆子艾米·法拉·福勒，这个角色是一名女神经生物学家，和有洁癖的书呆子理论物理学家谢耳朵·库伯擦出了爱的火花。拜力克对自己的新角色很满意。毕竟，她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她说：“我告诉人们，我是一个神经生物学家，而且我在电视上演的也是。”

各类科幻类作品以及长盛不衰的疯狂科学家类描述受到大众热捧，更别提那些演绎医生的剧集和“犯罪现场”（CSI）节目。但是，只有相对较少的电影演员有科学背景；这似乎很令人惊讶。大多数科学角色的扮演者，只能依靠科学顾问编写的台词来完成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演员们坦率地承认他们只是动了动嘴巴照读台词，而不必去了解这些台词真正的意思。

电视剧中最有名的科学家斯波克先生（Mr. Spock）的扮演者伦纳德•尼莫伊（Leonard Nimoy），有着艺术和戏剧背景。现实中，他一点都不像《星际迷航》中的斯波克先生。但他告诉我：很多年轻观众在斯波克先生和《星际迷航》的启发下成为科学家。每次科学家们见到他，总是不顾一切地带他去参观实验室并且把他当同行一样地向他解释他们正在钻研的项目。而他只能千篇一律地点头，并且对每个人都给以同样的回答“嗯，看来你确实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表演和科学吸引的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如果你热衷于关注度、影迷和面孔被人熟识，那么科研并不适合你。除少数的特例之外，即使世界上最杰出的研究人员也几乎完全不为人知。 “洋葱”恶搞节目“鲁莽的摄像师们不断地烦扰美国顶尖科学家”，就形象地呈现了这种默默无闻。

“我是一名科学家”，一位弦理论家在他的文章中抱怨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完全放弃我的隐私”。此外，如果姣好的外表为你的荧幕生涯赢得分数，却可能使你在科学这块儿不受认真对待。

海蒂·拉玛对此就有感触，人们可能会认为她只有漂亮的脸蛋，没有其他东西。也许这就是条件反射。 “当你看到一张非常美丽的脸蛋的同时，你自己也被惊呆了”，如今已完成海迪•拉马尔纪录片的丽莎•海泽曼•帕金斯（Lisa Heiserman Perkins）说，“所以你将自己的愚蠢，投射到你在看的人的身上”。

对于拜力克来说，她并不认为科学与演艺事业是完全不相容的。不论科学还是演艺，都“要求一个强大的自我”。她说：“每个人都需要低头，谦卑地为了某个角色试镜。并且在上学时也会遇到让人委屈落泪的事情。”

拜力克热爱她的研究，对“普莱德—威利综合征”（一种遗传疾病）患者的脑化学分析。并且她喜欢自己在怀第二个小孩“非常非常大肚”的时候“戴上博士帽”。 “怀孕的同时获得博士学位，这好过高中毕业的时候挺个大肚子。”

娜塔莉•波特曼的故事表明，巨大的成功就像DNA一样，也是由一些基本的积木块组成：坚韧、专注，以及美国导演、编剧兼演员伍迪•艾伦所说的多多表现。

娜塔莉•波特曼当年在哈佛大学的老师贝尔德，现在是瓦莎学院（Vassar）心理学副教授，贝尔德说：无论作为一个班上的学生还是实验室的研究助理， 纳塔利•波特曼从来没有要求过延期，也没有推卸过责任。

比如，如果波特曼需要出现在莱特曼秀（Letterman show，脱口秀节目），她就会提早完成论文。 “她非常自信，并且很好地把握了本身的优势和劣势”，贝尔德说，她的心智年龄已经超出了她的实际年龄。“波特曼曾说 ‘有那么多哈佛大学的人在课堂外做了杰出的事情，只是碰巧人们喜欢看我做的事情’”。

你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如果你希望你的名字为世人所关注，那你最好在电视上露露面。

一幅书法作品

云在青天水在瓶

典故：《宋高僧传》卷十七记载：“(翱)初见俨，执经卷不顾，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见面不似闻名。’俨乃呼，翱应唯。曰：‘太守何贵耳贱目？’翱拱手谢之，问曰：‘何谓道邪？’俨指天指净瓶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翱于时暗室已明，疑冰顿泮。”

译文：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多次派人请药山禅师进城供养，均被禅师拒绝。这一日，李翱亲自上山登门造访，问道：“什么是‘道’？”药山禅师伸出手指，指上指下，然后问：“懂吗？”李翱说：“不懂。”药山禅师解释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李翱造访药山禅师后，赋诗一首《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

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

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药山禅师寥寥几句，却点破了人在世间执着于欲念，不可自拔。放开不必要的执念，潇洒作云，恬静作水。淡薄高远，消除欲望，到最后，才能真正理解“云在青天水在瓶”。

Zocalo图书奖

Zocalo近期公布了其第一届图书奖的最终入围名单：

Brilliant: The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Light by Jane Brox,

What Technology Wants by Kevin Kelly

In the Neighborhoo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on an American Street, One Sleepover at a Time by Peter Lovenheim

Zocalo图书奖专门授予非虚构类书籍（Nonfiction），特别是那些极具创造力的；高效的；令人愉悦有活力的以此能够提升我们理解力的书籍。

该奖项评选范围之广，容纳了健康、国际事务、人文社科等。

Zocalo Public Square图书奖将于下周宣布获奖者。奖金为五千美元，由Southern California Gas Co.提供。颁奖典礼于四月八日在当代艺术馆举行（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同时，获奖者将为公众举办一场演讲。

新闻链接：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jacketcopy/2011/03/zocalo-announces-finalists-for-its-first-book-prize.html

西方选民的大脑

转自：http://www.geekonomics10000.com/558

（《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2011年3月6日，报纸版标题是《西方选民太不“自私”了》）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 — 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钢铁工业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而今年二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19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译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对选民与经济学家意见相左的现状做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假设每个选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选人许诺的各项政策，并且能理智地对候选人能力和这些政策的好坏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见，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看观众拿短信投票选超级女声，网上的人给电影打分，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最后获得高分的往往的确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政策，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有高达86%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却只有15%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支持死刑。大多数选民对具体政策基本没什么兴趣。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 — 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而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在反对自由贸易活动中闹得最欢，动不动就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打击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两年，时刻面临选举压力。卡普兰在书中引用统计报告，说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50%以上的两院议员都曾经有过律师经历。而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政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民不喜欢经济学家。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说经济学家就是对的？也许经济学家的看法才是偏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他作为选民投票的时候想要什么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卡普兰没有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选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投票呢？选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仅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评，甚至直接说选民很愚蠢，是过分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选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显的规律，一个政客要想当选，甚至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规律。

从《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很有学术味道的书考证看来，主流政治学者们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无知选民的意见会互相抵消这个错误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参与操作竞选的人对选民的心理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他们还能主动利用这些心理。可惜政客们并没有把竞选攻略写成教材让我们学习。

好在有个认知语言学家似乎是把“选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给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这本The Political Mind （《政治之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维模式。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

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过程中，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比如当初克林顿偷情，希拉里没有跟他离婚，有些人会把这件事解读为“受害妻子宽容了”这个小故事，那么希拉里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这件事解读为“有些机关算尽的人为了得到权势什么都能忍”这个小故事，希拉里的形象就是负面的。2008年总统初选的时候一个大学女生表示她会给除了希拉里之外的任何民主党人投票，显然就是用后一个小故事去解读希拉里了。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经济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仍然成功连任，靠的就是这个小故事。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实际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讲得相当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9/11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然而当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甚至一直到2006年，还有46%的这么认为。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胡适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题，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选出来送进政府。但“好人”其实是个故事。选民通过各种小故事来判断谁是好人。与胡适不同，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可惜经济学没法用小故事讲述。